重要论述
1932年4月15日,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毛泽东起草的《对日战争宣言》。宣言指出: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,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,以民族革命战争,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,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,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。我们号召白色统治区域的工人、农民、兵士、学生及一切劳苦民众自己起来,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,夺取国民党军阀的武器来武装自己,直接对日作战,成立指挥这一行动的各地革命军事委员会,白军的兵士要暴动起来,打倒反动军官,自动对日作战,成立工农红军。
1944年4月15日,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,讨论国共关系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。周恩来发言指出: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,我们的方针,照毛主席估计的,目前还是求和缓。毛泽东指出: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,表示我们想要求和缓,要求抗战到底,团结到底,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。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,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。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,争取他们的同盟。对英、美主要是宣传抗战,要求英、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。二十九日,林伯渠离开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。
1947年4月15日,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,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彭德怀、习仲勋电。电报指出:敌现已相当疲劳,尚未十分疲劳;敌粮已相当困难,尚未极端困难。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,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,然后封锁绥德、米脂,分兵“清剿”。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,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(一个月左右),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,然后寻机歼击之。这种办法叫“蘑菇”战术,将敌磨得精疲力竭,然后消灭之。这封电报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。
1954年4月15日,毛泽东审阅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(草案)》,将第四条中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”一句改为:“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。”
1985年4月15日,邓小平会见坦桑尼亚副总统姆维尼时,谈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指出: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,必须坚持。现在我们搞经济改革,仍然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,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,年轻一代尤其要懂得这一点。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,如何建设社会主义。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,最重要的一条,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。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。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,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。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:贫穷不是社会主义,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。不发展生产力,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,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。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。就国内政策而言,最重大的有两条,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,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,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。要实现经济发展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,就要尊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,搞两个开放,一个对外开放,一个对内开放。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,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,孤立起来,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,不加强国际交往,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、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,是不可能的。对内开放就是改革。改革是全面的改革,不仅经济、政治,还包括科技、教育等各行各业。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。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,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,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。工业的发展,商业和其他的经济活动,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上。总之,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。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,而且会影响世界。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: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,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,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。这篇谈话的主要部分以《政治上发展民主,经济上实行改革》为题,收入《邓小平文选》第三卷。
1987年4月15日,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前总统、南方委员会主席尼雷尔时,谈到南北关系问题说:目前世界上带全局性的问题有两个:一个是战争与和平问题,一个是南北问题。人类要发展,不解决南北问题不行。现在的趋势是富的越来越富,穷的越来越穷。发展中国家不摆脱贫困,发达国家要发展也会遇到障碍。解决的办法是南南之间发展合作,加强南北对话。只有在南方国家自己发展的基础上,这种对话才比较容易。
2011年4月15日,胡锦涛在博鳌亚洲论坛二〇一一年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,阐述了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、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、开放包容的学习精神、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为主要内容的亚洲精神。他指出:亚洲人民为改变自己的命运,始终以不屈的意志和艰辛的奋斗开辟前进道路。亚洲人民勇于变革创新,不断开拓进取,探索和开辟顺应时代潮流、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。亚洲人民既弘扬自身优秀文化传统,又广泛吸收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,促进了亚洲和世界共同发展。亚洲人民在掌握民族命运的斗争中曾经并肩战斗、风雨同舟。随着亚洲区域一体化进程加快,亚洲人民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他指出:推动共同发展,共建和谐亚洲,要尊重多样文明,促进睦邻友好;转变发展方式,推动全面发展;分享发展机遇,共迎各种挑战;坚持求同存异,促进共同安全;倡导互利共赢,深化区域合作。
2014年4月15日,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,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,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、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要求,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保障,目的就是更好适应我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,建立集中统一、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,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。
他指出,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,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,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,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,以人民安全为宗旨,以政治安全为根本,以经济安全为基础,以军事、文化、社会安全为保障,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,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。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,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,又重视内部安全,对内求发展、求变革、求稳定、建设平安中国,对外求和平、求合作、求共赢、建设和谐世界;既重视国土安全,又重视国民安全,坚持以民为本、以人为本,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、一切依靠人民,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;既重视传统安全,又重视非传统安全,构建集政治安全、国土安全、军事安全、经济安全、文化安全、社会安全、科技安全、信息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资源安全、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;既重视发展问题,又重视安全问题,发展是安全的基础,安全是发展的条件,富国才能强兵,强兵才能卫国;既重视自身安全,又重视共同安全,打造命运共同体,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、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。
党史回眸
1937年4月15日,中共中央发出《告全党同志书》,号召全党“为巩固国内和平,争取民主权利,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”,指出“在目前新阶段内,我党工作中心的一环,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”。
1949年4月15日,经半个月的国共谈判和分别交换意见及与各方磋商,中共代表团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《国内和平协定(最后修正案)》。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。中共代表团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在20日以前答复。20日,南京国民党政府除了拒绝接受《国内和平协定(最后修正案)》外,还要求先达成临时停战协定,就地停战。至此,它自己揭穿了“呼吁和平”的假面具。
1954年4月15日,中共中央、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(草案)》。
1997年4月15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》,正式确立土地用途管理制度。2006年7月13日,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,正式建立国家土地督察制度。
2006年4月15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印发《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》指出:促进中部地区崛起,是继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、实施西部大开发、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,党中央、国务院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作出的又一重大决策,是我国新阶段总体发展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于形成东中西互动、优势互补、相互促进、共同发展的新格局,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,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2014年4月15日,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指出,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,以人民安全为宗旨,以政治安全为根本,以经济安全为基础,以军事、文化、社会安全为保障,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,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。
历史瞬间
1928年4月,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到达井冈山,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。